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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曾国藩　孝弟　家庭伦理　社会伦理
　　论文摘要:曾国藩受传统铭家思想和湖湘文化的影响，在继承和发展了曾氏家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孝弟”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忍想，以“仁、礼、诚、愁”为准则的社会伦理思想。曾国藩的伦理思想时构建现今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来源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曾国藩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也受到了湖湘文化和曾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落一生勤奋好学，对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钻研极深，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及仁、礼、恕、中庸等重要观念都对其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内圣外王不仅是传统儒家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也是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内圣外王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曾国藩从小所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一生走过的也是一条典型的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早年他初人京城的时候，曾在当时著名理学家唐鉴、俊仁的引导和影响下研习宋明理学，接受了程朱的性命义理之学，严格按照理学的要求修身养性，建树圣贤人格，为以后的外王事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又受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影响，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中去。“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礼”是儒家的人伦秩序思想与人际关系原则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十分重视礼学，认为一切经济致用之事，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政治军功，实际上均是礼学。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另外，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人世精神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也深深地感染并引导曾氏的人生，进而成为他伦理思想的重要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并将之灵活运用。如他既要求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优国优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人世精神。曾氏用儒家思想心怀天下的大志来要求子弟，其自身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践行者。他也考虑到在官场上可能与名利有冲突，因此，“与官场交接，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怀揣着一肚皮不合适宜，所以到处不受欢迎，干脆就一味浑含，永不发露，用圣贤之心委曲求全”。阁这其中也体现了他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运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对其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曾国落是湖南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和影响的一朵奇葩。它的特色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核。历代湖湘先贤总是把当大官、秉大政作为自己实现经国济世抱负的最主要途径。曾国藩在实践中，也着力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自己着手建立翻译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一思想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近代中国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契合了时代的要求，也是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在传统的义利之辩中，湖南人很少给“利”以恰当的地位，他们总是选择传统意义上的“义”，而忽视实实在在的“利”。曾国藩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湖湘义利观的影响，是一个重义轻利的上司。
　　(三)曾氏家训的传承和发展
    曾氏家训是从曾国藩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家规家风，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曾氏家训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曾国藩出生于重视耕读的家庭，曾家孝友传家的家训以及八字家风对曾国藩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成熟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孝友传家”的“孝“是指孝敬父母;“友”指兄弟之间以及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八字家风”具体内容是指“书、蔬、渔、猪、早、扫、考、宝。“书”就是读书治学，“蔬”指种菜，“渔、猪”指养鱼和养猪，代指“耕”。曾国藩秉承耕读家风，受此影响，铸就了勤奋好学，毕生坚持每日读书的习惯，虽官至显位，仍然坚持亲自在庭院里种菜施肥。“早、扫”指早起洒扫，这是曾氏家族多年来的要求，包括家中子弟都要照此做到。“考”是指祭祀，本意为不忘先辈教诲。“宝”是指和亲睦邻，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曾氏家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伦理思想。曾国藩认为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致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往往持鄙夷态度;而曾国藩虽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的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家风的继承，也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仕宦家训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的君子之泽，其分为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墙之择，稼稿之泽尤为长久。修身齐家必须有君子之风，君子之风中尤数稼措的传统可以维持长久，因此，曾国藩一生重视耕读，并把其祖父星冈公的“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家圃旧业”一语视为“鲜哉至训”，为“万世法”。
    曾氏家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六恼”，具体是指对僧、巫、医(郎中)、地(看风水)、命(算命)以及客人常住不走都很恼火，可见曾氏家训反对封建迷信的家风由来已久。曾国藩在继承家训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